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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派玉雕 端庄大气

 京派玉雕 端庄大气

皇城脚下、京畿要地,

明清两代,

京派玉雕的发展壮大始终离不开宫廷气韵的烘托,

因为多为皇家制器,

京派玉雕始终秉持着皇家的风范,

其气度中也流露出对国学传统的一脉相承。

中国玉雕素有“南工”、“北工”之分,这不仅是地域上的差异,更是对两种工艺风格的概括。在人们的通常印象里,以苏州、扬州、海派为代表的“南工”玉雕讲究雕工的细腻、精致和工巧,而“北工”则是风格豪放、庄重大方、古朴典雅,简约中透着雄厚和稳重。

“北工”玉雕是以北京为中心,京派玉雕不仅是中国玉雕的集大成者,更在南北玉雕界有着独树一帜的地位。京派玉雕吸取了南北工艺之长,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宫廷艺术风格。

一、皇家手艺

说起北京的玉雕,其历史久远。早在新石器时代,山顶洞人就已经琢制玉器作为妇女的装饰品了,至殷商时代已开始大量制作礼仪用具和各种配饰。千年岁月,特别是到了元、明、清三代,皇家诏令下,天下能工巧匠无不汇聚京师,为皇家制作御用器皿。长达600多年的岁月、三个朝代皇家制玉经验的积累,逐步奠定了“京工”的卓越品质,一时间成为全国玉器加工的翘楚,正所谓“欲得精工,必得京工”。

元代,元大都官营手工业中已经有专门制作玉器的玉工司,而明清两代的官府玉作则分别隶属于御用监和造办处,特别是乾隆皇帝对玉器的崇尚,最大程度地推动了京派玉雕的发展。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随着清廷平定了新疆地区准格尔部和回部的动乱,和田玉料得以大量进入宫廷,解决了长期阻滞玉雕发展的原料问题,宫廷玉器生产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乾隆皇帝亲自掌管造办处玉作和内廷如意馆。造办处里的玉匠在乾隆年间不断补充,除全国最好工匠汇集造办处外,更有朝中饱学之士和宫廷画师参与其中。设计画稿,制作小样,贡呈御览,奉旨施工,在严密的组织管理程序下,一件件构图严谨、料实工精、端庄大气、雍容华贵的玉雕佳作成为了京派玉雕的典型代表。

二、走出宫廷

深度参与皇家官办玉作的时期可以说是京派玉雕最为辉煌的一个时代。到了民国以后,宫廷中的玉雕艺人结束了他们为宫廷服务的历史,随之而来,京派玉雕也开启了属于自己的新时代。

那是,北京的民间玉器作坊和市场大多集中于崇文门外花市(主要是创作型玉器制品,尤其注重对料的设计)和前门外廊房二条(主要是花卉、仕女等传统型玉器)和炭儿胡同一带。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玉雕业有发展至鼎盛时期,从业艺人达到6000多人。

从上个世纪初至今,京城的玉器行积淀出了不少大师级的人物,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有“四怪一魔”之称的潘秉衡、何荣、刘德瀛、王树森和刘鹤年大师。“四大怪”在手艺上各有特点,刘德瀛开创了专业制作玉器花卉的方法;何荣在观音、仕女和小孩的制作上成为后人的典范;潘秉衡和王树森可谓和田玉器行全才,器皿、人物、鸟兽、花卉无一不精。特别是潘秉衡,从14岁起便开始从事玉器雕琢工作,上世纪30年代致力于薄胎玉器的研究,并发明了套料取材法,后又成功研究出玉器薄胎压金银丝嵌宝石技艺,人称“金镶玉”,成就了我国玉器工艺史上的创举。

新中国成立以后,玉雕作品不仅体现着国富民强的景象,更体现出雕刻师技艺的娴熟、创新及对工艺的追求和精神的升华。玉雕也不再是简单的手工活了,每年一度的玉石百花奖、天工奖都见证着玉雕业的发展与辉煌,见证着每位雕刻大师的成长。在国家“86工程”中制作的4件翡翠玉雕作品《含香聚瑞》、《四海腾欢》、《群芳揽胜》及《岱岳奇观》,早已成为了京派玉雕的代表性作品,也是国家收藏的国宝级珍品。

三、技精于心

一般而言,传统京派玉雕在制作上讲究量料取材、因材施艺。做玉雕首先要读玉,工匠们在对玉进行加工之前会将一块玉把玩许久,直到这块玉的形制特征烂熟于胸,其中隐藏的雕琢之后的模样也在脑海里虚拟完备了每一个细节,然后再构思、画稿,雕刻的过程中又加以不断的修改,根据材料的变化进行思路调整。

京派玉雕最重视玉料的好坏,从传统上讲,为皇家宫廷服务必须首先保证材料上乘。在过去,最好的玉料要献送皇家,宫廷挑选不要的才允许其他人使用,为了使这些玉料得以因材施艺,保证制作品质,宫中设立“造办处”为皇宫制玉服务,从而形成“皇家手艺”、宫廷玉雕文化。

京派玉雕品类繁多、题材广博,有器皿、人物、花卉、鸟兽、盆景、首饰等形式,缤纷绚丽。造型多庄重大气、古朴典雅。在玉器的品种上,既有厅堂的摆设之物,又有充满文化内涵的插牌、多宝阁摆件。而能随身佩戴或放在案头的牌佩、把玩件,更是显贵和文人雅士的心爱之物。

玉雕行业如今蒸蒸日上,当代京派玉雕界也涌现出了众多大师级人物。值得庆幸的是,他们并没有一味拘泥于古法,而是在不断创新中寻找新的突破,如何结合东西方的审美眼光与美学技巧,为作品加入现代元素、丰富作品内涵?如何让工艺不只是工艺,而是营造出非凡雅致的意境?无疑,京派玉雕正给人们带来更多惊喜。